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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永年：社会改革比经济改革更重要 嘉宾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谈中国经济增长的短期风险，即最大的风险是不改革，没有重大的改革。

双重转型，是指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体制转型，与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的发展转型的结合或重叠。我们的目标是明确的：从体制转型方面说，是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这样，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就协调了，各种经济关系也就理顺了。这两种转型的结合或重叠是没有先例的。三是产权改革是首要且最重要的改革，必须通过产权改革形成真正的市场经济微观主体。在讲中国经济学的积极贡献时，我们不应妄自菲薄。政府应做政府该做的事，市场做市场可以做的事。

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探索的年代，中国经济学家集体参与了关于改革开放的大讨论、大探索，这在发展经济学史上是从未有过的事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走出了双重转型之路以医疗和教育消费为例，中国医疗价格是国家管制的，教育价格也被人为扭曲，都未能反映真实的市场价值，被严重低估。

我们曾经用世行大范围的企业调查数据做过一个研究，发现中国企业的差旅费和招待费占GDP的比重远远高于国际水平，这些不同形式的个人消费，在中国的会计制度中都变成了企业成本。如果你是自住房，也按等价租金来计算。中国的投资占GDP的比重多年来被严重高估。综合考虑以上因素，我认为中国经济中消费低估了10%，投资高估了10%，加在一起GDP总数可能差不多。

中国经济现在增速放缓，引起了国内外广泛关注。有人说37%的投资比例还是过高，美国现在投资仅占17%，发达国家普遍不到20%。

来源：商业周刊中文版 进入专题： 中国消费 。在所谓的调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政策框架下，一些正常的合理投资受到质疑，新开工项目投资增速明显放缓，不但公共投资的积极性下降，民间投资积极性也受影响，很多民营企业家持观望态度。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是各省之间在统计中的重复计算，二是地方政府的政绩注水，这两者都主要集中在投资领域。第二点，服务部门的消费被严重低估。

  对于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学术界有不少批评的声音。第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中国的住房消费被低估。例如，2009年各省GDP高出全国2万多亿元，2012年高出5.76万亿元，2013年高出6万多亿元。中国的住房消费仅仅占居民消费的8%，占GDP的3%，比例相对较低，其主要原因是统计口径不一致

比如美国、日本的企业，它们的GDP在0%左右的时候，大多数企业是盈利的;中国的企业，如果像GDP在7%以下相当多的企业是亏损的，就是我们的企业规模扩张是依赖于高速度增长，速度比较高的时候分摊到成本上成本降低，道理不讲了。但是今年的经济，我们经常用一句话叫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此时此刻，我觉得比过去好像都要大一点。

中国经济下一步是什么前景?我个人基本的判断，中国经济目前我们还处在由过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转换期，这个转换期还没有结束。尽管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了，但是由于它的规模，由于它即使6%、7%的增长，从全球范围来讲仍然属于高增长，所以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我们仍然知道我们有充分的信心，给它以期待。

我们现在关注的是这些地区回落以后，经济逐步在走稳了，是不是预示着中国经济总体上也会逐步走稳，东部地区是有先导或者预示意义的。虽然我们的增长速度降低了，会降到8%以下、7%左右，但是我们吸纳1000多万人的就业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现在反而有一些地方出现了招工难的问题。金融领域——上海自贸区正在搞国际贸易交易中心，把国内国外市场打通，倒逼国内几桶油来进行改革。日本大概50年代、60年代是7%左右，70、80年代在4%左右，在90年代、00年代是0%左右——日本过去60年的是三个平台下了两个台阶。我们认为2013年在7.7%的增长速度的背后发生了这么多的变化，更具有意义，对我们下一步经济的调整、经济的转型、长期发展来讲更具有意义。消费比重会上升，但是它的增长速度也会降低的。

今年整个经济下行的压力不能低估的。消费占GDP的比重大概在前年超过了投资，但是去年有所反弹，就是消费的比重超过投资已成定局。

有一些人做了一些研究，说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开了很多次三中全会，三中全会一般都是讲改革的，改革的文件里回头来看的话写得都挺好的，到底多少落实了呢?有人说如果过去的文件都落实得很好的话，那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文件都不用写了。大家要关注中国经济已经发生了重要的结构性的变化。

在三年前我们就做了一个判断，或者发了一个预测，说中国经济将会发生增长阶段的转变，将会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当然把这个提法变了一下叫中高速增长。由于我们国家比较大，发展不均衡，但是我们中高速发展的均衡点会比日本、韩国高一点，比如在7%左右，或者在6—7%之间，这是我们某种意义上的猜测，它需要整个经济实际过程的验证。

我们最近几年，虽然增长速度在回落，但是2008年当时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时候，出现了2000万人失业的情况是不一样的，现在就业的状况总体是稳定的。企业可盈利是其他几条的基础，中国当到了7%低一点的增长速度的时候，中国大多数企业可以稳定盈利的，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我们整个产业结构，包括企业的经营模式，包括杨教授讲的领导力，企业的转型，你的领导力最终要体现在这一点上，体现在你的企业是要盈利的，形成新的盈利模式，这就是我们所谓经济转型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反过来说，中国经济支持中高速增长，那样的潜力还是有的，如果宏观政策得当、改革措施到位，今年能够有一个7%或者稍高一点的增长率，这个可能性还是有的。凡是增长速度下调了以后，效率是下降的。

总的来讲，放宽准入，对外特别是服务的开放，包括金融之电讯、医疗、教育、文化等方面，发展的潜力很大，但体制机制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恐怕还是要通过开放来促改革，总的来讲我认为是稳住一块，提高一块，放开一块，短期有利于经济增长，长期有利于结构调整，使我们的经济能进入中高速的稳定增长期，也就是说将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常态，进入这样的状态，来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我们未来中国十年中国经济增长有这么一个展望——我们去年出了一本书，《中国经济增长十年展望》，大标题叫《寻找新的动力平衡》。

来源：企业家日报 进入 刘世锦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全面深化改革 新常态 。2013年9月我们调查——国务院发改委曾经做过一个问卷调查，多数企业认为7%增长率是合适的。

比如铁路改革，中国的铁路还有发展潜力，特别是高铁有发展潜力，铁路总公司现在负债率很高，没有人敢投资，没有银行敢给它钱了。国际形势变化是次要的原因，主要是我们中国的出口成本在上升，所以以后中国就是7%—10%的增长。

中国已经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还能增长多长时间?我们经过测算以后，大概中国在2013年—2015年，中国的人均GDP也会达到这个点，也就是1.1万国际元这个点;实际上到2013年中国的人均GDP，用购买力评价来讲已经达到了1.1万国际元。我感觉既要放小也要放大，对大的民营资本也要放进来，比如金融、电讯领域中间，能不能让民营资本搞那么若干个大的运营商、大的金融机构。做一个提法的时候大部分人不相信，中国已经是三十年高速增长，怎么会发生这种变化。但是去年有几个省低于原来预期，或者计划的水平。

但是大家看到了中国的经济这几年都是下降的态势，前年8%，去年的7.7%。像过去这几年，中国的广东、江苏、山东，包括河北、上海、北京，它们的增长速度实际上要率先回落的，部分的地区增长率实际上已经降到了7%左右。

能不能拿出一些项目来给社会，包括给地方政府，让它去投资;另外地方融资平台的问题，现在关键是要进行清理整顿，关后门、堵邪门、快前门，对有融资能力的地方政府还是要给它创造条件，这次三中全会文件特地讲了，基础设施，政策性文件也应该有所突破。也就是中国上上下下对中国经济的转换共识是增加的。

我们稍微看得远一点，中国经济下一步应该进入什么样的状态;我们希望这样一个转换期能够在今后一两年、两三年的时间能够完成，也就是找到它新的均衡点，这样就会进入一个新的增长阶段。它的含义就是这个底已经探明了，比如7%左右，或者低一点，如果高一点更好，但是比较困难。